一天，父亲终于又从外面带回了新的兴奋。他门就喊着说：“知了，知了，面包发酵得用酒，和蒸馒本不是一回事。真是的。”我听着酒这个奇怪的名字问他那是一什么东西，他说他也没有见过。想了想他又说：“大概像中药吧。”我问他是从哪里听说的。他说，他在汽车站等汽车，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，一个问一个说，多年不见了，现时在哪儿上班；另一个回答在“一品”面包车间。后来父亲便和这个“一品”的女工聊起来。

那次的议论使父亲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，四十年代，这表叔在一个乡间教堂里，曾给一位瑞典牧师过厨师。后来这牧师回了瑞典，表叔便起了农民。父亲专程找到了他，但据表叔说，这位北欧传者对面包很不注重，平时只吃些土豆蘸盐。表叔回忆了他对面包的制作，听来也属于烤馒之类。这远不是父亲的追求。从表叔那里他只带回半本西餐谱，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铰了鞋样。面包分还在，但制作方法却写得漫无边际，比如书中指：发面时需要“酵母粉一杯”且不说这杯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容积，单说那酵母粉，当时对于一个中国家来说大概就如同原对撞，如同摇音乐，如同尔·卡丹吧？再说那书翻译之原始，还把“三明治”翻作“萨贵赤”

一次，他翻一本《苏联妇女》对我说：“看，面包。”我看到一面挂着窗帘的窗，窗前是一张阔大的餐桌。桌上有酒杯，有鲜，有摆得好看的菜肴，还有一盘排列整齐的面包。和父亲烤的面包相比，我到它们格外的蓬松、柔。

面包炉了，颜真有像，这足够我们腾一阵了。父亲嘘着气把这个尚在手的团掰开，显然他又遇到了麻烦——他掰得很困难。但他还是各分一块给我们，自己也留一块放在嘴里嚼嚼说：“怎么？烤馒味儿。”我和妹妹都嘎嘎嚼着那层又厚又脆的，只觉得很香，但不像面包。

他用酒煮面、发酵、接面、再发酵、再接面、再发酵…完成一个程序要两天两夜的时间。为了要求严格掌握时间，他把他的“和平”闹钟上好弦“和平”即使在夜打铃，他也要起床接面。为了那严格的温度，他把个面盆一会儿用被盖严，一会儿又移在炉火旁边，拿支温度表放在盆内不时查看。

一天晚上他终于从那个新烤炉里拽一只灼手

后来他扔掉那盒便画起图来。他画了一个新烤炉，立面、剖面都有，标上严格的尺寸，标上铁板所需的厚度。他会画图，布景设计师都要把自己的设计构想画成气氛图和制作图。他画成后便骑上他的“吉勒”沿街去找小炉匠，一个小炉匠接了这份活儿，为他打制了一个新炉。新烤炉被扣在火炉上，父亲又撕块面团放去。我和妹妹再观察他的表情时，他似有把握地说：“嗯，差不多。”

我们也不说话。后来父亲消沉了好一阵，整天翻他的旧书旧画报，炉被搁置门后，上面扔着白菜土豆。

敲，说，他还得改。过后他在那盒里糊了很厚一层黄泥说：“没看见吗？街上烤白薯的炉里都有泥，为了增加温度。”再烤时，泥被烤下来，掉在铁屉里。

“很贵呢”他举着一个中药包大小的纸包给我看“就这一，六块钱。”

那天，酒使父亲一夜没睡好。第二天他便远征那个“一品”找到了那东西。当然，平白无故从一个厂家挖掘原料是要费一番周折的。为此他狡黠地隐瞒了自己这诡秘而寒酸的事业，只说找这酒是为了药，这便是其中的一味。有人在旁边云山雾海地帮些倒忙，说这是从新疆“”的，以示它购之不易。但父亲总算圆满了起初就把这东西作为药材的想象。

也许是由于画报上面包的诱发，第二天父亲从商店里买回几只又又黑的圆面包。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家被称作“一品”的品厂，生产这被称作面包的面包。不过它到底有别于馒的味。我们分吃着，议论、分析着面包为什么称其为面包，我们都发言。

那天他还妄图参观“一品”的面包车间，但被谢绝了，那时包括面包在内的糕制作似都有一定保密。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诉了他这东西的使用方法，自此他中断一年多的面包事业又继续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