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年的赛金日过得很潦倒，还一直被人在背后指指，但她偶尔遇到一两个够准的人，也能讲一些够准的话。例如她在六十多岁之后曾接受过一次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的访问，在谈到社会现象时便说：“革新应由思想上革新，不应该从外表上革新，学些外国，骨里还是老腐败，究有何益”这就不是当时一般的中国妇女说得来的了。

遗憾的是，自从她踏了这幢白楼，今后再也无法躲人世的荫凉悄然度日。那盏照亮她今日风采的灯，将终生跟随着她，照亮着她不愿被照亮的地方，包括照亮她的衰老、丑陋、死亡。灯光前后的观念，永远不会缺少。

对这个女人来说，有太多辩说不清的问题，于是她也就不说了，在世人的笑骂中渐渐苍老。

我想，她说这段话的时候，脑海里一定浮现过这幢白的楼房。

…

她的德语到底学得怎么样不太清楚。齐如山先生写文章说她的德文稀松得很，还经常要找齐先生帮忙。但又有学者认为齐如山的说法很不可信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德国，只在国内以一个普通艺人的需要自学了一德文，应该难于评价在德国住了三年的赛金的德语平。我想，赛金的德语用于一般际场跋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

但此刻她完全没有意识到，只害怕礼仪不周。懂得了一礼仪，就开始学德语。

不到这个“地窖”周围的人们都不会安心。而赛金的“人生地窖”并不隐蔽。

于是，她这座楼房的全风姿，都为今后的人生下了祸。作为一名公使夫人，她的风姿有了远远超越个人的义，那么她也就不能再是一个背负着自己喜怒哀乐、甜酸苦辣的生命。难怪一切有一儿象征地位的人都要学会掩饰，但她已没有这可能。

试想如果她当年从良，嫁的是一位普通官僚，从此隐匿府院，不再抛面，前途会是怎样如果她许于一名商贾，或一介书生，过着寻常的日，景况将会如何当然也会有言蜚语、指指，未必圆满幸福，但凭着她的识和聪明，也极有可能平静安康，事实上与她起相同的小妹，大多也是这样。

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中国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语参加际，已经非常不容易。语言问题在中国近代外史上一直是一个障，开始只能请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帮忙，错误百，后来有些翻译人员还因被官府怀疑『通番”而被杀，外上产生了疙瘩，也总是把责任推到翻译上。这情况，直到民国之后开始起用留学生外人员，纔有本的改变。赛金学德语，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与外国人直接沟通的第一线，但后来，人们据那些编撰的传奇故事，还是怀疑她有以语言和相在北京“通番”的可能，因为这纔符合她的早期份。